为什么孔子写的史书叫《春秋》？因为当时周朝的历法根本没有「夏」和「冬」。甚至，甲骨文里连「夏」这个字都没有！（严格来说“夏”这个字在甲骨文里可能存在（有争议），是一个像“人”形的字（侧面站立，突出手脚），本义是“大”或“宏大的人”（《说文》：夏，中国之人也））

根据气象学家竺可桢的研究以及现代考古发现，商代（约公元前1600-1046年）正处于“全新世大暖期”的尾声。当时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约 2°C - 3°C，河南安阳，气候环境类似于今天的长江流域甚至华南地区。

甲骨文里记载了“获象”（捕获大象），还有犀牛、水牛、貘等亚热带/热带动物。毫无疑问，如果当时中原地区像现在这样冬天那么冷，大象是无法野外生存的。

在甲骨文里，「冬」的字形像是一根绳子的两端打了一个结，表示“终结”的意思（后来这个字加了绞丝旁变成了“终”，原本的字形留给了「冬天」）。正因为当时气候温暖，虽然有“冬”的概念，但主要意义是“终结”，而不是“冻结”。

而夏天则更简单，从春分到秋分，气温都很高，很难像温带那样清晰地切割出“温暖的春”和“炎热的夏”。直到后来的周朝，随着天文历法的精密化，为了切分出最热的时段，才借用了表示“盛大、宏大”的“夏”字来命名这个万物生长最茂盛的季节。

那么问题来了：既然连「夏」这个字都没有，那么「夏朝」从何而来？

史学对先秦时期的考古主要依靠甲骨文。要强调的是，甲骨文是一种非常成熟、完善的文字系统。 它并不是汉字的「起源」。

证据何在？

汉字构造的“六书”理论（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、转注、假借）在甲骨文中都能找到。最关键的证据是“形声字”的存在。 形声字（如“河”，从水可声）代表了文字从“表意”向“表音”的跨越，是文字系统高级化的标志。在已发现的甲骨文中，形声字约占20%-27%。这说明甲骨文已经脱离了单纯的象形阶段，具备了无限造字的逻辑能力。

另一个证据是甲骨文所记录的语言，其语法结构与后来的文言文（如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）乃至现代汉语有着惊人的一致性。SVO语序（主语-谓语-宾语）已经确定，而且已经有了完善的虚词系统，包括代词（我、余、尔）、否定词（不、弗、勿）、语气词等。这说明它能精确地表达时态、语气和逻辑关系。

目前出土的甲骨文单字约有4500个左右（已识别约1500-2000个）。这个词汇量足以表达复杂的社会活动、天文历法、战争、祭祀和家族关系。它不是支离破碎的符号，而是能记录完整句子的文字。

世界上任何一种成熟文字（古埃及圣书体、苏美尔楔形文字）从原始图画演变到成熟的表意/表音系统，都需要上千年的时间。这意味着，甲骨文不可能是一夜之间蹦出来的。 既然甲骨文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（商代晚期）出土时就已经是一个含有相当一部分形声字、语法严密的成熟系统，那么它必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初级发展阶段。

那甲骨文之前的文字呢？是不是找到了，就能证明夏朝存在了？问题恰恰就在这里。

现代史学普遍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「夏朝」，但吊诡的是二里头遗址没有文字！一个大型王朝的都城怎么可能没有文字？一个没有文字的政权如何建立广域王权？

严格来说并不是完全没有。二里头出土了不少刻在陶器上的符号（刻符），虽然不能连词成句，但有些符号与后来的甲骨文相似。这很可能是文字的雏形。它们肯定有表意功能，但还算不上成熟的文书体系。

目前主流的看法认为，甲骨文之所以能保存下来，是因为它被刻在了龟甲和兽骨这样极其坚硬且耐腐蚀的材料上。那么，商朝人日常记账、写信、颁布政令用什么呢？目前的学术共识是：简牍（竹简和木片）。

证据是，在商代甲骨文中，已经有了“册”字和“典”字。

  • “册”：象形字，样子就是几根竹简或木牍用绳子编在一起。

  • “典”：样子就是两手恭敬地捧着一个“册”。

这个逻辑非常惊悚：既然商朝人造字的时候，已经造出了“竹简书”的象形字，说明在甲骨文出现之前，中国人就已经在用竹简或木牍写字了！ 换句话说，如果夏朝人有文字，他们极大概率是写在竹木上的。而在中原湿润的土壤里（前面提到当时气候暖湿），竹木经过三四千年早已腐烂成泥。二里头遗址没有发现文字，并不等于当时没有文字，很可能是 “载体没能熬过时间” 。

即使是商朝，我们也只挖到了占卜用的甲骨，并没有挖到商朝的“尚书”或“律法”（竹简）。如果商朝不迷信占卜，我们今天可能也会认为商朝没有文字。

有没有可能夏朝就是没有文字？不能排除这个可能。南美洲的印加帝国是一个巨大的帝国，拥有复杂的行政体系、道路网和税收制度，但它完全没有文字。他们使用一种叫“奇普”的结绳记事系统来管理极其复杂的数据。

类似地，夏朝的国家形态可能更依赖于礼制（玉器、青铜器）、口头盟誓、简单的契刻和习惯法。二里头出土了极高规格的礼器，这说明他们通过“礼乐”这种非文字的符号系统来确立等级和秩序，未必在一开始就依赖复杂的文书行政。

一种大胆的猜测是，汉字系统可能并非夏朝人发明的，而是商族人（或东夷集团）发明的。考古发现，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（早于夏朝或与夏同期），出土的陶器上有很多复杂的刻画符号（如“旦”、“钺”等），其结构与后来的甲骨文非常相似。商汤灭夏后，商人将自己成熟的文字系统带入了中原，并发展成了我们看到的甲骨文。

历史上说“杞人忧天”，杞国就是夏朝王室的后裔建立的诸侯国。杞国一直存续到战国初期。如果夏朝有成熟文字，杞国应该继承下来。但遗憾的是，杞国太小，文献散佚，我们还没找到能直接证明夏文字的“杞国出土文物”。

甲骨文里提到了商汤。但在甲骨文的描述中，他不是商朝的开国君主，而是一个“中兴之主”。而且甲骨文中对他的歌功颂德虽然不少，但没有关于他“灭夏”的内容。为什么不提夏朝呢？哪怕作为反面教材呢？

学界的主要观点是，商人非常实用主义。他们只关心当下和未来，以及死去的祖先对当下的影响。

甲骨文是商王用来与祖先和神灵沟通的占卜记录。内容主要是问吉凶。对商朝后期的王（如武丁、祖庚等）来说，商汤灭夏已经是几百年前的旧事了。这件旧事如果不影响今天的收成或战争，就没有占卜的必要。

现代考古学普遍认为，夏商周很可能是并存的，而不是像接力棒一样一个接一个。 夏（二里头文化）在河南西部称霸时，商（下七垣文化）已经在河北、河南东部存在很久了，他们是夏的“诸侯”或“邻居”。

商汤建立商朝，对于商族人来说，只是他们漫长氏族历史中的一次爆发。在商汤之前，商族（契的后代）已经发展了很久。商汤的功绩在于他把商族从一个“方国”变成了“天下共主”。在商人看来，可能不存在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“夏王朝”，对方只是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（大国）。商汤把它打败了，就如同打败了其他方国一样，不值得将其作为一个“前朝”来反复念叨。商人认为自己的权力来自于“帝”（上帝）和祖先，而不是从夏朝手里“继承”过来的。

在古代，一个族群的“自称”和别人对它的“他称”往往是不同的。比如，汉朝人称罗马为大秦，商朝人在甲骨文中称呼自己为大邑。有一种观点认为，“夏”这个字，极有可能是周朝人给予的“他称”或追认的“美称”。

既然甲骨文不提夏，那为什么后来的《尚书》、《史记》把夏朝写得那么详细？因为这极有可能是周朝人的政治宣传。

周灭商，是“小邦周”克“大邑商”，属于以下犯上。为了证明自己合法，周公需要建立一个历史循环的逻辑：夏有天命 -> 夏失德 -> 商革夏命 -> 商失德 -> 周革商命。因此，周人可能将那个被商人灭掉的前朝赋予了“夏”这个宏大的名字。

商人不需要这套逻辑。商人信鬼神，认为自己生来就是高贵的（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”），他们的合法性来自血统，不需要通过贬低夏朝来证明自己。

那么，商朝人到底管“夏”叫什么？

主流观点认为，甲骨文中的 “土方” 、 “西邑” 或者 “伊” ，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“夏”。

特别是 “西邑” 。甲骨文中商人经常祭祀“西邑”，而且对其充满敬畏，认为“西邑”的鬼神会作祟害人。《清华简》中有一篇《尹至》，里面提到商汤灭夏时，用的称呼正是“西邑夏”（挚度，执德不僭，自西翦西邑，戡其有夏）。这暗示了在商人的眼里，那个对手可能叫“西邑”。

正如前面所说，“夏”字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常用的概念，无论是指季节还是指朝代。 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个政治实体不存在。只能说明，“夏”这个字作为朝代名，大概率是周朝人根据某种逻辑总结创造出来的。

夏朝还在那里，就在二里头的黄土下。只是因为竹简腐烂，它没能自证身份。也许未来的某一天，随着更多“不属于商朝文字系统”的考古发现出土，我们就能真正叫出夏朝原本的名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