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国的大学里，包括最好的北大、清华，都正在培养一群20几岁就已经「老奸巨猾」的学生，他们高智商，世俗，老到，善于表演，懂得配合，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。一旦这些人掌握了权力，拥有了地位，带来的危害比贪官污吏更大！
——钱理群

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」这个由钱理群教授提出的概念，就像一把手术刀，精准地解剖了我们这个时代教育体制下产生的一种典型人格。但先等等，在探讨之前，我们必须清晰地定义“是什么”。

很多人将其简单理解为“自私自利的人”，但这远远不够。“精致”二字才是灵魂。

利己主义本身是一个中性偏贬义的词。一个普通的利己主义者，他们行为的出发点和终点都是 “为了我自己” 。他们的行为准则是个人利益最大化（无论是金钱、名声还是享受）。比如插队的人、斤斤计较的商贩、为了奖金互相推诿的同事。你能一眼看穿他在为自己谋利。我们通常觉得这样的人“自私”、“讨厌”、“唯利是图”。但在某种程度上，他们是可预测的，因为你很清楚他们想要什么，他们往往真小人多过伪君子。

但什么叫「精致」的利己主义者？这里的“精致”，不是指生活品味上的优雅，而是指手段的圆滑、伪装的高超、以及对规则利用的精妙。他们通常受过良好的教育，专业能力强，智商高。他们不是混混，而是精英，是传统意义上的“好学生”。他们懂得察言观色，深谙社会上的潜规则，能够表现得非常得体、礼貌、讨人喜欢。但这并非真正的共情，而是一种服务于自身利益的社交技巧。

他们将世界看作一个由“工具”和“目标”组成的游戏。一切事物，包括知识、规则、法律、道德，甚至人际关系（友情、爱情），都可以被视为达成其个人目标的工具。当工具好用时，他们会遵守；当工具妨碍目标时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绕开甚至抛弃。

他们履历光鲜，举止得体，说话做事看似无可挑剔，完全符合体制的要求。但他们的内心缺乏真正的信仰、激情和价值关怀。他们不做“坏事”，往往是因为“做坏事的成本太高”，而不是因为他们坚信那是错的。他们追求的不是“我是谁”，而是“我应该成为谁才能获得最大利益”。

简单来说，你会犯罪吗？大多数人的回答是“不会”。但为什么呢？

因为害怕法律的制裁吗？那如果有一天法律和秩序不再存在，你会犯罪吗？你会把刀捅向你的朋友、师长乃至家人吗？

我想对于大多数普通人（包括那种有点小自私的普通人），答案通常是：“我可能为了生存去偷一块面包，但我绝不会把刀捅向我的朋友和家人。”

因为普通人是有血肉的。看到别人流血会害怕，听到惨叫会心颤。这种“共情能力”是人类进化的本能。即便没有法律，当你举起刀面对熟悉的面孔，你过往的情感连接会唤起巨大的心理阻力。你下不去手，因为你的心会痛。

也有可能会有义务论观点认为，不杀人、不背叛不仅仅是因为“犯法会坐牢”，而是因为这是人类道德必须遵守的底线。这当然也是一种观点。即使警察消失了，心里的那个“法官”还在。

但对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如果他们足够诚实（或者我们在上帝视角剖析他们），答案可能是：“如果捅这一刀能带来巨大的收益，且没有任何后果（不仅指法律惩罚，也指日后的报复），那么——为什么不呢？”

还记得之前的定义吗？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善于“配合”和“利用”。在文明社会，他们尊师重道，是因为老师掌握着保研名额和资源；他们对朋友友善，是因为这是积累人脉。 一旦法律消失，社会规则改变，“尊师重道”不再能换取利益，反而可能因为争夺食物而成为负担。 此时，昔日的“恩师”在他们眼里，瞬间就会从“需要巴结的对象”变成“无用的累赘”甚至“竞争对手”。

普通人遵守道德是因为“我相信”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遵守道德是因为“这很划算”。在法治社会，犯罪的成本（坐牢、身败名裂）太高，所以他们不仅不犯罪，还表现得比谁都守法。但如果法律消失，犯罪成本归零，此时，他们心中那台精密的计算机就会重新计算。

他们之所以“精致”，是因为他们总是极其理性的。在他们看来，感情只是体内的一种化学分泌物，不应该阻碍利益最大化。如果举刀能活下去，或者活得更好，他们会用强大的逻辑说服自己：“这是适者生存，我也没办法。”

这就是为什么钱理群教授说他们“一旦掌握权力，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”。

因为在现有的社会体系下，他们是最完美的“守法公民”，甚至看起来是道德模范。但一旦环境发生极端变化（比如巨大的权力诱惑、或者法制的崩坏），只有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能够毫无心理负担地瞬间切换模式，将身边的人当作垫脚石。

我们不妨以几个具体的例子解剖一下。药家鑫案和吴谢宇案，正是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这一人格特质的最恐怖、最病态的形态。

说实话我在第一次听说药家鑫案的时候是十分不解、甚至是困惑的。

一个普通人的反应可能是：恐慌、愧疚、赶紧叫救护车、思考如何赔偿。哪怕是利己主义的罪犯，可能最多也就是肇事逃逸。

但药家鑫是怎么想的？我们用他的原话：「怕她没完没了地缠着我。」

请注意这个句式。在他的认知里，受害者张妙已经不再是一个“人”，而是一个“麻烦”，一个“问题”。于是，他启动了自己被长期训练出来的 “解决问题”模式 。他拿起了刀，连捅数刀，目的就是为了“清除”这个障碍。

他恨那个女生吗？怎么可能，他甚至不认识她。他不是因为仇恨而杀人，而是像清理电脑病毒一样，在 “处理”一个问题。这就是将利己主义推到极致后，对他人生命的彻底漠视。

吴谢宇的面具比药家鑫更完美。他是北京大学的学霸，GRE成绩全球顶尖，同学眼中的“宇神”。他阳光、自律、乐于助人，几乎没有任何缺点。他是教育体制生产线上最顶级的杰作。

但吴谢宇案的恐怖之处也在于此，在于其极度冷静的策划和对一切事物的工具化利用。

道德是工具，他可以一边完美扮演“孝子”，一边冷静地策划杀死母亲；可以一边对朋友温文尔雅，一边在心里盘算如何利用他们。

亲情是工具，他以母亲的名义，编造其出国留学的谎言，向亲友借款数十万。母亲的身份、亲友的信任，都成了他行骗的道具。

甚至连自我也是工具，他辗转于各种娱乐场所，与性工作者交往，甚至准备拍色情视频牟利。他似乎在用一种极端的方式，将那个“北大学霸”的自我彻底摧毁，并把自己的身体也当作了体验和生存的工具。

他被塑造成了一个只能赢、不能输的表演者。他的母亲将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他身上，他的人生就是一场为母亲、为社会期待而演出的完美戏剧。他没有“自我”，只有“角色”。

当这个“角色”的压力大到他无法承受，或者当他发现自己内心的欲望与这个完美角色完全冲突时，他没有能力去调和，因为他从未被教过如何面对不完美的自己。

吴谢宇的母亲不仅仅是大他者的代理人，她就是大他者本身。在父亲早逝后，母子形成了一个封闭的、令人窒息的共生关系。他唯一的出路，就是毁灭这个律法的来源本身。

他的弑母行为，是一场精神病性的爆发，是一次通过毁灭大他者来获得“自由”的灾难性尝试。他杀死的不仅仅是一个人，而是他整个精神世界的支柱和牢笼。

他之后的生活——嫖娼、赌博、混迹于底层——是一种对之前被母亲（大他者）所禁止的一切的疯狂拥抱。这是一种报复性的、毁灭性的享乐。他通过将自己变成母亲最鄙视的样子，来确认自己终于“杀死”了母亲在他内心建立的那个象征秩序。

但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正在批量制造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」？我在这里试着发表几个浅见。

我试着从家庭、学校和社会这一个系统的三个方面来解析。

弗洛伊德学派认为家庭是一切心理疾病的源头，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。

我们的家庭教育始终缺乏对「配得感」的培养（我后面会专门写一篇文章探讨这个事情）。父母反复强调“你考第一名，妈妈就爱你”、“你听话，我们才带你出去玩”时，孩子学到的第一课就是：爱不是无条件的，而是需要通过“表现”来交换的资源。 这让他从小就习惯了将情感与利益挂钩。

禁止孩子看“闲书”，减少孩子“浪费时间”的玩耍，警惕孩子与“差生”交往……家庭教育只关心“考了多少分”，而不关心“学得开不开心”、“和同学关系怎么样”、“对什么感兴趣”。这等于在告诉孩子：过程不重要，动机不重要，只有结果是唯一有价值的。 这种思维范式，是日后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逻辑起点。

学校接过了家庭的接力棒，用更标准化的方式进行加工。

分数和排名是衡量一个学生价值的唯一标尺。这套体系完美地筛选出了最会“应试”的人。学生们很快就学会了，与其去探索知识的海洋，不如去研究“考点”和“得分技巧”。知识不再是目的，而是获取分数的工具。

在优绩主义下，身边的同学首先是竞争对手，其次才是朋友。教育资源是有限的，你多一分，就意味着别人可能少一个机会。这种“零和博弈”的心态，极大地削弱了合作精神和共同体意识。思想品德课上我们被教导要“助人为乐”，但现实中，花时间帮助同学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学习进度。他最终会明白：口头上的道德和现实中的规则，要以后者为准。 这教会了他们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。

当一个经过家庭和学校塑造的半成品进入社会，社会会完成最后的抛光。

当整个社会都在鼓吹“财务自由”、“阶层跃迁”、“人脉变现”。成功被极度简化为金钱和地位。这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提供了现成的、无可辩驳的终极目标。企业招聘看重的是你的“能力”（能为公司带来多少价值），而不是你的“品格”。社会关系中，人们更看重你的“资源”和“背景”。这个系统会不断奖赏那些最善于将自己“工具化”并利用他人“工具价值”的人。

更进一步地，当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，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时，每个人都会感到不安全。在这种环境下，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”似乎成了最理性的生存策略。相信别人、为理想献身，反而被看作是天真和愚蠢。